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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三十年:被各方瓜分的艺术区

就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艺术区而言,已经与前卫艺术聚集地的原有含义千差万别,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即在于艺术区的原生态性质与商业产业化之路,包括798、宋庄、莫干山、红专厂在内的各地艺术区都无法摆脱外在因素的加入。
  
  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艺术家的身份经历了从极其窘困的“文化盲流”到风光无限的思想精英,再到如今资本时代艺术产业链上的第一生产者的转变,而伴随着他们命运的艺术区和艺术群落同样经历了三十年的角色转换;798作为典型的艺术聚集区的品牌效应所带来的商业利 益不断膨胀,由此形成的纷争和矛盾不断,首先是07年798艺术区物业向798创始人之一黄锐发出驱逐令;之前798内的3818库多家画廊集体抗议租金上涨事件并搬离;今年11月,798艺术区的另一位创始人徐勇遭遇租金大幅上涨而被封门驱逐;同样在今年10月作为上海田子坊艺术区的创始人之一尔冬强因 无法承受租金之重被迫离开呆了12年的田子坊,而更多艺术区在当下节点中同样都面临着未知的未来。

  回溯原生态的艺术群落
  回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圆明园,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画家村,栗宪庭回忆90年代的艺术村形成时介绍:“90年代初,中国的流浪艺术家,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成 帮结伙地居住下来,被称为圆明园画家村。90年代中期,圆明园画家村人满为患,热闹非凡,同时也屡遭警察的驱赶和抓捕。所以另一拨艺术家,自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聚集起来,长城饭店是北京最早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之一,在离这个豪华酒店东面的一公里处,就是没有开发的农村,那里有成片成片的破房子,新聚集起来的艺术家就租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这里和圆明园,一东一西,所以这里的艺术家喜欢把这里叫做‘东村’,再者也和纽约的东村有一比,至少在艺术的圈子里,这里也是前卫艺术的发生地。”

  从艺术家身份转向批评家身份的杨卫经历了从圆明园到宋庄的变化,他在接受**艺术网采访时谈到以前的艺术区和如今的艺术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像圆明园、东村都是艺术家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源于他们都是社会边缘的人,在当时艺术家是非常边缘的,甚至是等同于流浪汉差不多,完全进入不了主流社会,那个时候我们平常说是自我边缘、自我流放,我们是不愿意苟同当时大一统的社会,我们寻找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那个时候就构成了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尤其是职业艺术家构成了对整个时代的张力,他是一种冲突型的,他选择独立必须要跳出当时的社会,游离于当时的制度。”

  圆明园画家村催生了方立钧“光头”和岳敏君“大笑”的雏形,成为玩世现实主义的发祥地,越来越多的流浪画家纷至沓来,在90年代初期社会背景下关于前卫艺术的消息散播很快,于是圆明园逐渐成为一个热血青年聚集地,也成为前卫的文化象征;据当时在圆明园的艺术家介绍,1995年时村子里艺术家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四百人,虽然没有人统计过具体的数字,但是当时村子里每家村民都有艺术家房客,甚至有的房东干脆自己搬走,将房子全部租给艺术家,圆明园被艺术家们打造成了一个自由与艺术的圣地。

  而东村则是行为艺术家的聚集区,1995年来自北京“东村”的自由艺术家们包括苍鑫、马六明、张洹、左小祖咒、朱冥等11人联袂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摄影史 上更留有浓重的一笔。1993年的另一个事件让东村名声大噪,那就是英国知名当代艺术小组吉尔伯特与乔治在北京的个展之后参观圆明园和东村,栗宪庭回忆当时马六明现场做了即兴的行为表演《与吉尔伯特和乔治对话》,使吉尔伯特和乔治以及在场的东村艺术家为之感动,也为此后东村的行为艺术强调“身体表现力”的 语言方式开了先河。

  但在90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自由和热闹处处充满了危机,湖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邹建平形容当时的圆明园艺术家们:“一群落魄的艺术 家,穷的叮当响,聚在一起有聚众闹事之嫌,艺术家们存在方式是半地下活动。在郊区,披头士和秃头,摇滚乐和裸体,着实让郊区的乡邻感到忐忑不安。”于是 1995年,艺术家们开始被驱逐出画家村,圆明园就这样消失在它的鼎盛时期,还有艺术家至今还保留了警察驱逐艺术家的影像片段。

  当然东村最终也与圆明园一起不复存在,这就是最初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聚集区的历史,自发形成然后消失,与商业社会距离很远。2009年,由海淀官方发起的“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试图为已经逝去的中国最早艺术区“正名”,这让一路走来的艺术家们感慨万千,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圆明园自发形成,到1995年画家们被迫解散流落到宋庄,当文化艺术也成为“座上宾”时,海淀政府又频频向艺术家抛出橄榄枝,只是十五年后迟来的展览已经挽回不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当代艺术东南飞”的状态已成定局,艺术区从自发形成到人为打造,商业在此成为了操盘手。

草场地艺术区

  当下被商业同化的命运
  或许今天的艺术区已经不再像早期艺术群落一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取缔,但却只有两条路可走,能够推动商业发展的,被商业同化;不能带来商业利益的,只有消失。艺术区在未来,只有这样被瓜分的命运。

  就目前的艺术区而言,杨卫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最主要的就是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加入进来,比如有好多艺术区都是打造出来的;第二,艺术区已经不是从社会中游走出来,而是跟社会保持某种合作或者是默契、融洽的关系,艺术区现在都是被打造出来的。”

  正是由于圆明园和东村的消失,才造就了今天的宋庄,很多艺术家在这里发迹,也有很多艺术家在这里落魄,宋庄在度过了近十年的风光之后,如今的身份有点尴尬。2009年,已隐居多年的栗宪庭亲自出马担任宋庄艺术节的总召集人,以“群落!群落!”为主题召集了国内外十四个艺术区会师宋庄,他希望看到艺术家群落从早期的流浪状态转向落地生根,这似乎是这位中国当代艺术推手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美好希冀;只是看似已经扎根于社会中的艺术区和艺术群落,在资本时代之 下遇到商业和经济利益之时依然显得动荡飘摇。

  艺术的名义让宋庄开始变得不同,地价上涨、不少知名艺术家的离去以及村民与艺术家之间的官司等各种问题不断,尤其是艺术区体制复杂化,艺术家与村民之间、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收入差异带来的贫富差异,基础设施与保障的不完全等问题突出,从宋庄的目前来看官方介入让宋庄已经从一个原生态的艺术区慢慢变味了。

  当原本不属于艺术区的运作模式带给艺术区不同的味道之后,最早来宋庄的人都会有一种抵触心理,对于宋庄的感情也就逐渐的淡去,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离开之后,或许宋庄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和就会缩水,尽管此处可能在商业体系上已经被炒热,但多年以后或许就跟艺术绝缘了,而多年来形成的品牌效应也会随着艺术家的离去而慢慢减弱,最终走向衰败。

  在经历了最初几届宋庄艺术节的组织和策划之后,杨卫没有再接手宋庄艺术节的操办,这或许因为宋庄作为艺术区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他谈到宋庄的未来时说:“宋庄的方向不乐观,任何以艺术的名义,以官方来打造,用艺术的名义来打造的艺术社区,我想没有一个会有前景,我肯定不会乐观地看这个东西,因为它终究会转向、会变向。”

  艺术只不过是一个噱头而已,也只是一个名义,毫无疑问,当外在原因加入之后肯定会通过艺术聚集人气,然后会转向其他,例如转向产业或者转向别的领域,“它会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商业化,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是这个问题,过去纽约的东村,苏荷区也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结局是一样的,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因为商业是这样的。”的确如此,艺术区在西方的命运早已成为定局,最初由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选择便宜的区域或厂房聚集,当艺术的光环带 来更多人的注目之后,房价上涨、商业介入,艺术家们开始搬离艺术区,寻找更加偏僻更加远的区域重新开辟一片热土。

  这也正是798和上海莫干山艺术区两年来矛盾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近来关于798未来走向的讨论也愈演愈烈,顾振清向**艺术网介绍他的观点:“798肯定会成为艺术和商业、时尚、国家文化阵地多重身份复合的一个艺术区,这是肯定会往这方面发展,而不会成为自由的艺术区,艺术家必须再去发现他的新的空间。”

  在顾振清看来798从2001年以来一步步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创意产业的载体,中国艺术区的发展方兴未艾,肯定会慢慢地形成各种个性,特别是跟一个地区和城市的文化品牌会有连接,而不只是房产商圈地的工具,所以798的变化具有标志意义,可能个体艺术家和艺术独立精神的一种不断的流失,但是对社会的辐射和基本的一种功能还是会保持的,因为毕竟很多在中国社会所缺失的艺术教育和艺术转换的工作一直需要去弥补,798承担这样的角色。这个主要是我们的教育太扭曲 了,才把艺术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是一个结果。

宋庄艺术区

  徘徊在未知的路上

  很多艺术区并非像798与宋庄那样幸运受到政府和商业的垂青,大部分是艺术家群体自发形成的创作基地,这类艺术区则是最容易遭遇厄运的地方,曾经活跃着不少艺术家的东营艺术区、正阳艺术区就早已在三年前被拆,成为开发商的建设用地,而如今的草场地、酒厂、北皋等艺术区的命运依然未知。

  北京五元桥外的草场村,在经历了拆迁与否的传言之后,虽然依然没有定论,但也开始高调走向“文化产业”路线。这个离798只有两公里远的艺术区,从2007年部分画廊入驻至今,已经有几十家艺术机构的进驻,一边是面临拆迁风波的村子,由于艺术区的品牌效应带来地价的上涨和知名度的提高。一边是因艺术而名声骚动国际的艺术区,由于村落的存在让艺术区的生活更方便。

  而慢慢地,草场地也在进行着微妙的变化,草场地艺术区并不像798一样是由厂房建筑发 展而来,而是依据草场地一个北京郊区的普通村落而建,它在逐渐名声躁动起来之后,这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村落。这里不同于798那样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艺术区,草场地比798更神秘,参观展览的人们也更加小众,大部分都是画廊都很低调的经营,观众也大部分是画廊约来的朋友和客户,所以这里的人流量比798少 很多,但气氛不减,很多观众都喜欢草场地画廊展览的纯粹性和实验性。

  顾振清作为草场地艺术区荔空间的负责人谈到草场地的发展时说:“草场地的发展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拆迁的疑问,虽然草场地成了50家国际、国内画廊集中的艺术区,也是专业艺术人员和专业国际人士经常光顾的一个艺术区,但是草场地在朝阳区的规划里头是一个拆迁之地,所以草场地艺术区的繁荣和发展的前景受限于政府这样的一个规划。”

  他认为798拆迁的可能性是没有了,只是一种改变和调整的可能性,但是草场地仍然有一个剑在大家的头上,在几年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效应,但是无论拆迁与否草场地艺术区的精神是很重要的,他说:“草场地的精神,追求社会批判、文化反省、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一种精神会留下来,在中国各个艺术区发展下去。”

  后记:  如果说二十年前圆明园和东村的消失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无奈,那二十年后艺术区的消失却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就如上述所说艺术区的命运:“能够推动商业发展的,被商业同化;不能带来商业利益的,只有消失。”

  当艺术家与艺术区不被接受的时候,艺术家们挣扎着呼吁艺术是被边缘化的,当艺术开始逐渐被接受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就如商业社会逐渐接受了早期艺术家们所说的游离,而这个时候使得游离实际上又面临新的课题,而究其原因则是艺术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但依然未能在社会中站稳脚跟,从而艺术区的命运也无定数,就如栗宪庭提出“群落!群落!”的艺术节主题所希望的,艺术家如何能够在某些地方真正扎根下去,把他的能量和创造力才能等都释放出来,或许才能解决问题。

  杨卫在采访中也谈到:“这是未来的一个课题,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减少社会的动荡,如果能使人的这种流动性在一个良性的范围去运转,社会还是像水一样,它能活,而不是被动的,本来水是活的,你建一个什么东西堵住,慢慢水会涨起来,漫起来,社会的留存度都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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